第四百七十九章 交流 (第4/10页)

的。但到了司马光的《家范》中，虽也同意女子读书，却将读书的内容限定为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列女传》之类，而反对女子学“作歌诗”，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。明以后出现的女子“无才是德”的说法，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发展。

    宋儒对女教的最大更新就是注入了对妇女贞节的刻意强调。《近思录》卷六中载有北宋程颐的一段著名答问：

    或问：“孀妇于理，似不可取，如何？”

    曰：“然！凡取，以配身也，若取失节者以配身，是己失节也。”

    又问：“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，可再嫁否？”

    曰：“只是后世怕寒饿死，故有是说。然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！”

    这思想同样在司马光的《家范》中有所表现。《家范·妻》曰：“妻者，齐也。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故忠臣不事二主，贞女不事二夫。”为进一步阐明这种观念，《家范》中还列举了许多贞烈女子的事迹。到了南宋，更多的文人儒士成为妇女贞节的热心呼吁者。同时，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对周围妇女的实际生活加以干预。朱熹便曾在给陈师中的信中劝陈鼓励其丧夫之妹守节，以成“人伦之美事”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六）。

    关于寡妇再嫁关乎贞节的议论早已有之，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便有“夫死不嫁”的说法。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态的描述，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控制中约束力并不强。例如，儒学祖师孔子的儿子死后，儿媳虽已生有子思，仍改嫁于卫。秦汉后寡妇改嫁之事例仍多。单以唐代而论，皇家公主寡居再嫁者就有20余人，其中两嫁者23人、三嫁者4人（《新唐书·公主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