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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在案情停滞了几天之后，又有了新的发现。

    说起来，此事还与那两位被抓起来的御史有关。这两位御史，本是在调查周有霖的时候被人抓住关押，因此他们一直以为抓自己的是周有霖的人。然而根据周家一位目睹他们被抓走的人的说法，带走他们的，乃是怀州府衙的人，与观察使衙门并无关系。

    前面的案情还没有查清，又牵扯进了淮州知州张文骞，案情越发复杂了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，负责审理此案的三司主官，分别掌管刑部、御史台几大理寺，跟刑案讼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三位高官，不由生出一种不妙的预感，总觉得这件事背后只怕牵扯甚大。

    而作为朝中高官，深知官场各种根结和关系的他们，更隐隐已经意识到了这件案子的指向。

    三人聚在一起商量这上报的奏折该怎么写。按理说，既然有了新的发现，自然是顺藤摸瓜查下去，但是继续查下去的后果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。

    要含糊其辞，草草结案，如今是最好的时机。以后牵扯深了，再要脱身便十分困难，说不得连自己都要陷进去。

    然而不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，在其位谋其政，便说他们自己，走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自然不可能没有野心。但从这里往上，每一步都很难，想要有所建树，便不能怕事。若是这件案子能办成铁案，必然会成为他们政治生涯中十分辉煌的一笔。

    但是话又说回来，经历了灵帝献帝两朝，帝王对政事不上心，朝臣们也都习惯了混日子，真要提起精神来办事，也不免瞻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