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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黑色跑鞋。如果嫌疑人预谋抢劫或预谋杀人，为了避开监控，特意把这双作案用的鞋放在外面，等作案时再换上，也可以解释得通。

    2.由于“该鞋41号鞋码与嫌疑人鞋码数相同”、“该鞋在嫌疑人住所附近被发现”这两点并不能直接推断出“该鞋属于嫌疑人”的事实，因此即使刑侦总局在诉讼卷里递交了这项调查证据，检察院很大可能也不会使用。因为对这种情况心中有数，所以有经验的律师在看到刑侦总局的这份资料时，都不会先把精力放在分析这项证据上。

    这几行字，熊小时看得后背发麻。

    第1点的预谋问题她考虑过了，因此才会来回地说不确定、想从个律师那里知道她的想法是否能用。毕竟现在案子还处于0口供的阶段，嫌疑人的动机还很模糊，是否预谋无法判断，说不定到后期，可以排除掉预谋的可能性呢？

    但是第2点，她却丝毫没有考虑到。准确说，她想的就只有眼前，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检察院的存在。

    一个在做刑辩案子的人，脑子里却没有检察院？

    0分！

    再结合方老师提出的1和2来评价她这次做出的报告，熊小时能想到的就事两个字——

    鸡肋。

    你说它没用吧，如果监控中真的没有出现过那双鞋，那它总归还是一个可以辅佐用的证据。在两方都不能确定嫌疑人就是预谋作案的前提下，多少可以用来质疑质疑刑侦总局对“那双鞋属于嫌疑人”的判断。

    但你说它有用吧，如果之后检方压根就不采用那条证据，你又不能排除预谋的可能、通过它得出“那双鞋并不属于嫌疑人”的结论，那它就一点用处派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