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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“你家是本地的？”

    “现在是全家都在这。”

    “家人都在眼前，挺好。”男人的话像是叹息。

    年轻的时候，叹息像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到了中年，每一声叹息里，喜怒哀乐都聚齐了，像是一块摆在画架上的线稿，被补满了种种的色彩。

    “我这些年一直在外地，说要把我爸接出去，可他一直不肯，他不肯，我也就不强求，平常三五天一个礼拜打个电话就觉得自己尽心了，逢年过年多带些好东西回去，谁不说是个孝顺的？可到底怎么样……”

    男人叼着烟，沈牧平从座位中间的杂物盒里拿出一个金属打火机，给他把烟点上了。

    “谢谢谢谢。”

    “您客气了。”

    “呼。”男人吐出一个烟圈儿，看着后座上自己大包小包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我爸去年中风了。”

    男人垂下了眼睛。

    “那以后我总想，要是从前多打个电话，该多好？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。”

    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堵墙，一根柱子，一个能撑着天的人，哪怕是个已到中年自己也撑起了一个家的高壮男人，心里也有那么个人，却在墙倒了，柱子塌了，那个人快要不见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是真少不了那个支撑。

    “现在打个电话，只能听见他的哼哼声，还想他骂我两句，都没了。”

    男人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像是把泪和着尼古丁咽了回去。

    “天天说自己不容易，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忙了半辈子到底忙了什么，爸妈没享什么福，孩子也没教的多好，要是赚了钱也就算了，可钱呢，滴水似的进来，流水似的出去，一转眼，自己得算算什么时候退休